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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影片中攝影機角度的運用，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先生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小城之春》的鏡頭角度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便是鏡頭的高度時常低于劇中人的視平線正確點說，是低于起立者的視平線，而接近一個人坐下后的目光高度。這在有禮言出現的場面中特別明顯，因為他通常不是坐在床上便是躺在椅上，鏡頭對他倒是平視的。這背后的含義十分微妙：雖然故事是由玉紋作第一身敘述(旁白)，但鏡頭的高度卻暗示了禮言的視點。我們(鏡頭)看玉紋、志忱等人，也要像他一樣采用微仰的角度，無形中帶來一種自卑抑郁的感覺—這在室內的場次尤為明顯，也符合影片苦悶迷惘的氣氛。”仰拍鏡頭的運用，正如李焯桃所說，是與禮言的視點相配合的。

禮言由于患病，常常處于坐或躺的狀態，而攝影機的機位常常處于他的高度其實，不僅禮言出現的場面如此，影片中有關玉紋的鏡頭，即使禮言不在場也有較多鏡頭使用了仰拍，影片開頭即是“窈窕端莊的女主角登高望遠”的場景，攝影機通過仰拍，塑造出女主人公高貴脫俗卻又難以親近的形象。仰拍也就形成影片風格的基調。

禮言與玉紋同在的場景，仰拍暗示的心理效果顯得更加強烈。兩人第一次同出現在影片中，是禮言想與玉紋好好談一談，但是，玉紋明顯表現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態度，根本不想與禮言交流。影片起初平拍，當玉紋撿起禮言扔掉的藥后，由于玉紋站在土坡上，攝影機角度迅速變為仰拍，玉紋的位置本已高于禮言，加上仰拍的襯托，玉紋俯視的目光明顯對禮言造成視覺上的重壓與她可怕的冷漠態度正相合拍。不僅禮言與玉紋的場景如此，禮言與妹妹同在場景亦是如此。戴秀第一次出場，興高采烈地拿著自己做的盆景給哥哥看結果遭到禮言的訓斥，戴秀只得掃興地收拾書本去上學，畫面中禮言彎腰徒勞地修補破敗的圍墻，而后景中嫩秀從高處經過，略作停頓，無奈地走遠，戴秀的位置明顯高于彎著腰的禮言，很顯然，禮言屬于墻內衰頹的過去，而戴秀卻代表未來。玉紋畫外音在介紹戴秀出場時曾說：“她哥哥念念不忘過去的榮華味妹就不留念，現在戴家沒落了，戴禮言是痛苦和絕望，妹妹就毫不灰心。”

這一場景完全借助影像，對于玉紋的旁白做出了極好的圖解。

根據李焯桃的分析，從第一人稱的畫外音來看，玉紋顯然是第一視角，玉紋旁白中透出的苦悶，很容易引起觀眾的同情；而由于在影像上攝影機的機位常常維持在禮言的高度，影片形成的壓抑陰郁的氣氛，是由禮言而來，禮言似乎又變為第一視角。這就形成影片視角上的分裂，帶來影片意圖的模棱兩可，導演的態度究竟是認同玉紋，還是更同情禮言?兩者之間形成復雜的張力，使想要深入探究影片的觀眾頗費思量，而這恰是影片極具現代意味的地方。

如果結合構圖來看，導演恐怕對于禮言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在畫面中，常常玉紋一個人，與戴禮言、章志忱、戴秀三人的畫面對比，形成較為明顯的區分。章志忱作為一個八年抗戰期間在社會的大風大浪中闖蕩過的外來者，給這個家庭掀起了不小的漣漪，他的活力顯然是年輕的戴秀所向往的，對玉紋來說更是如此。若在傳統的劇情片中，章志憂必定是作為玉紋苦悶生活的拯救者而出現的，但是，在影片構圖和場面調度中，玉紋并不能融入他們的歡樂氣氛中。戴秀演唱《可愛的一朵玫瑰花》一場戲，最終戴禮言、章志忱、戴秀三人圍在一處，玉紋卻獨坐一隅，志憂的到來甚至使“沒有勇氣活了”的禮言也受到感染，但是，玉紋卻仍是孤立的影像。四人出游，在城墻上也是玉紋一人落在后頭，在影像上玉紋很難與大家融為一體。結合前面的獨白，玉紋說自己“沒有勇氣死”，似乎暗示出玉紋對于生活根本就處于一種死寂的狀態，她家中死水一般的生活，很大程度是由玉紋造成的。禮言雖然“沒有勇氣活了”，但恰恰說明他對于生活仍懷有希望，因而導演才以他的視點作為影片的視角，表現他受到的壓抑。

影片多以仰拍視角呈現玉紋，但在戴秀生日之夜，玉紋夜訪志忱后回到房間這一場景中卻有明顯變化。這是玉紋第三次夜訪志忱，這次相會也是兩人關系的轉折點。他們內心的愛火再難抑制，但是，在幾乎一觸即燃之際，志忱卻選擇了逃避，并將玉紋關在房內，玉紋打碎了房門的玻璃。她漸漸明白，志忱能給她的不是承諾和幸福，而是流血的傷口和一顆更加冰冷絕望的心，玉紋像做夢一樣穿過花廊，一頭扎進自己房間

1。中景玉紋進房后側對鏡頭站在桌旁，她再也支撐不住坐了下來。

2。中景志忱吃安眠藥(畫外音：“他需要吃一片安眠藥”)。

3。中景切回玉紋房中，她垂頭喪氣扯下紗巾。

4。中景志忱若有所感(畫外音：“他想，我也許會尋短見的”)。

5。中景一全景玉紋站起，轉身緩緩走向畫面深處的床，倒下去(畫外音：“我只有懺悔，我恨不得就死，我再沒有面目見人了”)。

在這個場景中，背對鏡頭的玉紋雖然看不到面部表情，但她垂頭喪氣的背影，卻勝過任何正面特寫，傳神地表達了她內心深重的痛苦，給觀眾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這一系列鏡頭的拍攝視角由仰角最終變為俯角，玉紋由站而坐最終躺下，鏡頭角度和構圖的變化，正與她遭受情感重創的心理狀態暗中呼應。玉紋房內最后一個鏡頭采用變焦鏡頭，從前景中的桌子下面拍攝畫面深處躺在床上的玉紋，桌子和后景中掛著帷帳的床將畫面撐得滿滿，而人顯得很小，玉紋置身桌下的構圖暗喻了她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家庭、責任對玉紋青春和生命的壓抑，借助這一畫面得到了巧妙的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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